翻译科举是清代专为旗人建立的、与文科举并行的一种科举准则。翻译科举始于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乾隆时期是翻译科举的草创时期，嘉庆道光时，翻译科举各项准则趋于惯例化。道光今后，翻译科举逐步走向式微，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这一准则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与文科举比较，翻译科举在取士上有必定的优越性，取中率较高。初仕之路，翻译生员较广，翻译举人和进士则略逊于文科举。就全体宦途而言，翻译士子升转较快，对身世要求不甚严厉，取中之人升至高官者多经由驻防及边远地方历练，在底层官员中，其职位多与翻译有关。
翻译科举对满洲、蒙古、宗室及驻防旗人别离选取，宗室不参与童试，故翻译童试中只要满、蒙、驻防取中率，蒙古取中率最高，次为驻防与满洲。翻译乡试取中率在童试的基础上有所添加，蒙古取中率仍然高于满洲与驻防。因为宗室的特别位置，其乡试取中率最高。会试环节，因驻防子弟须进京参试，故将其别离归入满、蒙科考试选取，因而只要满、蒙、宗室取中率。无论是满、蒙取中率，仍是宗室取中率，皆比乡试要高，而宗室仍然有很大优势。
雍正年间，翻译童试取无定额，皆临期视人数多寡，“恭请钦定”。乾隆十三年（1748年），翻译童试选取始有较为清晰的规则：查应考满洲翻译童生约计八九百名及一千二三百名不等，取进生员或四五十名或八九十名不等，通计有十一二名取进一名，亦有二十三四名取进一名。蒙古翻译童生约八九十名及一百一二十名不等，取进生员或八九名或十三四名不等，通计有五六名取进一名，亦有十名取进一名（《钦定大清会典案例（嘉庆朝）》卷293）。尔后，翻译科童试取中率大都以此为规范。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开驻防翻译科后，规则：各省驻防翻译童生，满、蒙进额均五六名取进一名，至多不得过五名。如应试人数在一百十名以上，酌加进额一名，一百三十名以上，酌加进额两名，一百五十名以上酌加进额三名，即人数再增总不得过八名（《钦定科场法令》卷58）。
翻译乡试取中率，乾隆十三年在计算历科翻译进额时始有记载：应考满洲乡试者约五百余名或六百余名不等，取中举人或四十余名、五十余名不等，通计十名取中一名，亦有十一二名取中一名不等。应考蒙古翻译者，约四十余名或六十余名不等，取中举人或五六名或八九名不等，通计六七名取中一名（《钦定大清会典案例（嘉庆朝）》卷292）。跟着翻译乡试应试人数的削减，乾隆后期取中率会下降。嘉庆年间宗室翻译乡试，取中率比较来说较高。道光二十三年，驻防乡试各归本省，对其取中率亦做了规则，每十名取中一名，过半增取一名。
翻译会试取中额，大都视人数多寡而定。乾隆三年（1738年）因取中翻译举人有百余名，才准第二年会试，乾隆四年（1739年）会试取中22人（《钦定科场法令》卷60）。乾隆后期取中率有所改变，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参与会试之人47名，满、蒙共取中4名（《钦定八旗通志》卷103）。宗室翻译会试，嘉庆八年（1803年）初度开科，应试人数仅4名，取中2名。尔后取中率有所下降。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为宗室翻译会试的最终一科，9名取中2名（《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356）。
翻译科举取中者的初仕之路，即翻译生员、举人、进士的初度任职，是其步入宦途的重要门径。乾隆时跟着应试人数的添加，对此才有了规则。与文科举比较，翻译生员的初仕之路较广，而翻译举人、进士的初仕之路却并不占优势。
乾隆帝曾谈及翻译生员的初仕之路：“而晓习翻译之人，原皆可考取内阁中书及笔帖式、库使等项，亦不用藉乡、会试认为进身之阶。”（《钦定八旗通志》卷101）即翻译生员不通过翻译乡、会试，亦可考取中书、笔帖式、库使等。中书首要担任编修、撰拟、记载、翻译等作业，多由举人考授或特赐，答应翻译生员考取，为他们拓荒了一条进身之阶。笔帖式在清代数量极大，首要处理文书及翻译事务，而翻译科举所培育的具有翻译才能的八旗子弟，必定成为笔帖式的重要来历。库使为各部院掌理财帛之人，亦成为翻译生员的进身之阶。至于蒙古生员，与蒙古举人、进士同，皆备理藩院之用。
翻译举人的初仕之路亦多为笔帖式和中书，雍正元年议准：满洲、蒙古、汉军的文举人、翻译举人、贡生、监生、文生员、翻译生员、官学生、义学生等，均属应用笔帖式之人，每遇考试之期，由吏部行文各旗查送造册进场考试。至于中书的选补，翻译举人委任者颇多，各部院笔帖式及文举人、翻译举人身世笔帖式，与本旗贴写中书一起考试补用。蒙古中书以现任蒙古笔帖式，并蒙古文举人、翻译举人身世笔帖式，及闲散文举人、翻译举人内考试补用（《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乾隆朝）》卷4）。此外，翻译举人亦可授八旗官学教习。
翻译科举无殿试，会试取中者俱赐进士身世，但没有进入翰林院的时机。乾隆四年，对翻译进士的初仕之路做了规则：“优者以六部主事即用，次者在主事上学习行走”（《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99），宦途相对狭隘。乾隆五年（1740年）复准，嗣后咸安宫官学翻译教习，照汉教习之例准以翻译归班进士充补。还规则翻译教习三年期满，上等者以主事即用，次者以知县即用。除部下、教习、知县外，还可充当翰詹等小京官。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将翻译进士转入翰詹衙门与文科进士一起升转，并拟定九条规章（《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442、卷443），为翻译进士设有专缺，如詹事府满洲右中允、右赞善，但其名额有限。
翻译科举取中者的宦途，包含其宦途升转的时刻、难易程度及走向。整体来说，翻译科举取中者在升转时较为敏捷，且相对简单，即使是生员、举人也易向上升转，与文科举比较，这种特征表现得非常显着。而作为科举身世最高层次者——翻译进士及文科进士，在宦途升转中皆约束较少，故其在升转的难易程度上相差无几。在宦途走向上，翻译士子中呈现了不少服务于八旗驻防及边远地方的大臣。
翻译生员可考取中书、笔帖式，虽职位较卑，但升转较易，不数年辄致通显，翻译科举中呈现了多位以生员身世升至高官者，如长龄，乾隆年间考取翻译生员，初授工部笔帖式，后累迁陕甘总督、伊犁将军，继又担任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清史稿》卷367）。而文科生员升转则较难，清代官员身世有正途与异途之分，任官最重正途，凡异途身世皆不得以正印官用，文科生员为异途身世，只要一部分人通过出贡可出任县丞、知县等官职，且不易升转，多终身为杂职，很少有累至高官者。
取中翻译举人的小京官、笔帖式在三五年内，即能连续升至部郎、主事等官，未仕之翻译举人，能够分班补用。即翻译举人在取得初仕职位后，三五年内便可由七八品升至五六品，可谓敏捷。如彰宝初授内阁中书，用五年时刻升至五品的江苏淮安海防同知，后升任云贵总督（《清史稿》卷332），从中举人到二品大员仅用24年。而文科举人升转时刻比较久，有清一代，以文科举人身份累至一品者很少。
翻译进士入仕时刻比较短，中优等之人即可直接入仕，次者及又次者须替补才可入仕。而替补之人，如充补官学教习者，三年期满，或以主事即用，或以知县即用。入仕之后，用十余年或二十余年时刻便可升至高官。如广寿，咸丰九年（1859年）翻译进士，同治十三年（1874年）迁至兵部尚书（魏秀梅：《清季职官表》），仅用15年即升至一品。文科进士入仕时刻亦相对较短，与翻译进士入仕时刻没太大距离。在升转时刻上，文科进士与翻译进士也无太大不同。如张廷玉，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中文科进士，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授内阁学士兼吏部侍郎，官至一品，历时16年。
综上可见，文科生员、举人升转较慢，特别是生员，累至高官简直不可能，只要进士才会有一个不错的上升空间。而翻译生员、举人、进士升转皆易，且较为敏捷，宦途升转不受身世影响，以翻译生员身份做到大学士的乃至比以翻译进士身份的还多。这必须得说是给予翻译士子的一种优待，有利于吸收八旗子弟参与翻译科举，并增广其进身之阶。但一起，这样的做法不利于翻译士子的进步，易使其满足于生员的科名，不利于翻译科举的久远开展。（范立彬、王春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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