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鄂尔泰和张廷玉的党争，乾隆皇帝明察在心。如他后来所说：“朕初年，鄂尔泰、张廷玉亦不免故智未忘耳……乾隆初年，诏廷臣群策群力，至再至三。然诸臣章奏亦不过摭拾浮言，自行其私罢了。且彼时势之大者，莫过于鄂尔泰、张廷玉门户之习，初未闻一言及之。”
鄂、张两党实力胀大、尔虞我诈，年青的乾隆天然不会听之任之。他自登基以来，就立誓“用人之权从不旁落”，常常劝诫臣下：“明季科目，官官相护，乃至分门植党，偾事误公，恶习牢不可破，乃朕所深恶而痛斥者。”
但乾隆对鄂、张两党并没有当即采用必定的办法，而是采用“使用—约束—根除”战略，显现了高明手腕。
雍正末年，鄂尔泰首倡在西南施行“改土归流”，但因详细举措不当，引起苗民抵挡。雍正较为不满，下旨切责鄂尔泰，并由张党成员张照任苗疆大臣，入黔指挥征剿。
张照挟门户之见，居心报复鄂尔泰，到贵州后收集其各种罪行，向雍正揭露，妄图推翻“改土归流”。但遇雍正驾崩，不了了之。
乾隆即位后坚持“改土归流”，对张照的提议非常不满。不久，张照平苗失利，朝廷又重用鄂党的张广泗担任西南业务。这时鄂党占了优势，欲冲击张党，并置张照于死地。
但是，乾隆虽支撑“改土归流”，却不想鄂党借机报复。他要的是鄂、张两大集团坚持平衡，一起效忠于自己。因而当鄂尔泰要求处死张照时，乾隆并没有采用。他说：“鄂尔泰欲置伊（即张照）于死地。朕若听此言，张照岂获生全？”
乾隆非但没杀张照，还命其在武英殿修书处行走，后又任为吏部大臣。他在过后说：“鄂尔泰、张廷玉素不相得，两家亦各有私家……盖（张）照即张（廷玉）欢喜而鄂（尔泰）所恶者，张广泗即鄂所喜而张所恶者。余非不知，既不使一成一败，亦不使同归于尽，在余心固自有权衡，而鄂与张两皆成就为贤臣，不亦乐乎？”
但鄂、张二党的举动令乾隆大失人望。恼怒之余，他不得不抛弃“感染”战略，采用威严办法冲击党争。
公元1741年，声称“勇于言事”的御史、鄂党成员仲永檀诬告张党集团承受京城巨贾贿银，将锋芒直指张廷玉及其翅膀。
乾隆对此并不信任，便指令查询，成果张党主干没事，只抓了个提督纳贿银1000两，成果被处死。仲永檀揭露有功，擢升佥都御史，乾隆还颁谕嘉奖他：“自今今后，居言官之职者，皆当以仲永檀为法，不用畏缩不前。”
仲永檀尝到甜头后，又将锋芒对准张照，说他使用职权泄密：“历来密奏留中事情，外间旋即知之。此必有勾结左右，暗为发泄者。是官僚有耳目，朝廷将不复有耳目矣。”
乾隆对此仍是不信任，当即指出：“鄂尔泰细致之处，不如张廷玉。”弦外之音是张党虽有泄密，但鄂党更甚。
仲永檀弹劾不中，张照当即反击。他探知仲永檀曾将留中密奏的疏稿内容走漏给鄂尔泰之子鄂容安，所以上疏揭露。乾隆闻奏，即命张廷玉协同三位亲王及其他大臣审理此案，成果查实仲永檀、鄂容安二人“来往密切”，的确有过严峻泄密之事。
对此，张照主张扩展查询规模，妄图将鄂尔泰也牵扯进来，将鄂党一扫而光。乾隆深知鄂党一旦垮台，张党将一家独大，愈加难以拾掇，所以决议从宽发落，只将仲永檀坐牢，鄂容安也仅是不再让服侍皇帝，并又严斥鄂尔泰说：“以仲永檀如此不端之人，而鄂尔泰于朕前屡奏其规矩直爽，则其党庇之处，已属明显……但其不能择学生之贤否，而奏荐不实，不能训伊子以谨饬，而葛藤未断之处，朕亦不能为之屡宽也……鄂尔泰自思之，朕早年能用汝，今天能宽汝，将来独不能重治汝之罪乎？”
鄂尔泰于1745年病死，但其实力依然结实。直到1755年产生胡中藻文字狱。胡为鄂尔泰学生，其诗文中多有荒谬之词，被斩决。此案又牵连鄂尔泰之侄、甘肃巡抚鄂昌，乾隆令鄂昌自杀，至此鄂党才遭到沉重冲击。再加上鄂尔泰两个儿子又相继在平定准噶尔的战役中阵亡，鄂党实力便从此隐姓埋名。
鄂党消亡后，为了不让张党持续坐大，时任左都御史的刘统勋主张乾隆仿效康熙朝做法：“敕下大学士张廷玉，会同吏部衙门，将张姚二姓部册有名者，详悉查明。其同姓不同宗，与远房亲谊不在此例。若系亲房近友，累世密戚，现任之员开列奏闻，自命下之日为始，三年之内，停其升转。”
乾隆表明附和。但为了不引起张党惊惧，便又对张廷玉进行劝慰。张廷玉在官场几十年，当然知道皇上此举的真实目的，所以当即上疏恳求辞去兼管吏部业务的职务，后又多次以年迈乞退。直到1749年，乾隆皇帝才赞同张廷玉以原官并带伯爵致仕。
但张廷玉的多次乞退使乾隆深感不悦。他以为人臣就应该尽心竭力、鞠躬尽瘁，而张廷玉却为此重复不休，有失重臣风姿。
公然，张廷玉重复请辞的做法被剩余的鄂党分子抓住，向乾隆进言称张廷玉没资历享用身后配享太庙的荣誉。
张廷玉听后心急如焚。整个清朝自开国以来配享太庙的异姓大臣只要12人，而自己是仅有的汉臣。假如被吊销这一待遇，那几乎生不如死。所以他当即去见乾隆皇帝，哭咽难抑，竟要求“乞上一言为券”⸺意思是让乾隆皇帝给他写一份保证书。乾隆听后很不快乐，但仍是表明不会更改先帝遗诏，让张廷玉定心。
第二天，张廷玉让儿子张若澄上朝代谢皇恩，这使乾隆皇帝恼怒万分，以为张廷玉恳求配享太庙时能亲自来面奏，谢恩时却不见驾，是视皇恩为“分所应得”，当即下旨呵斥。
乾隆此举使协办大学士、张廷玉的学生汪由敦惊惶不安，私自派人送信给张廷玉。次日一大早，张廷玉还没接到圣旨就入朝。乾隆见他音讯如此灵通，更是怒火中烧，查出公然是汪由敦走漏了音讯。
所以乾隆当即削去张廷玉伯爵爵位，仍保存配享太庙。张廷玉至此完全失宠。汪由敦则罢去协办大学士及尚书职，留任就事赎罪。
但是，乾隆仍没有放过张廷玉，不时找各种托言呵斥他，使其寝食难安，想赶快脱离京城回客籍养老。
1750年，乾隆的皇长子、定安亲王永璜病死。初祭刚过，张廷玉不管自己身为永璜教师的身份，急匆匆地向乾隆奏请回乡。乾隆对此呵斥道：“试思伊曾侍朕讲读，又曾为定安亲王师傅，而乃漠视无情，一至于此，是谓尚有人心者乎？”可见对张廷玉的仇恨已达到极点。
之后，乾隆指令九卿评论张廷玉是否有资历配享太庙，并定议具奏。九卿大臣看出皇帝的心思，共同觉得应免除张廷玉配享太庙。乾隆以此为根据，修改了雍正遗诏，也推翻了自己的承诺，免除张廷玉身后配享太庙的待遇。
同年九月，又有人揭露张廷玉的姻亲曾触及吕留良案，乾隆皇帝降旨罚张廷玉白银15000两，并追缴曾经恩赐的各种物品，检查其在京住所。张廷玉的翅膀，如汪由敦等人也都逐个遭到处分。
至此，雍正朝鄂尔泰、张廷玉两大集团，总算在乾隆的精心运作下得以终究处理。尔后大清王朝再也没构成较大的朋党实力，有力保护了集权控制。
1755年春，张廷玉病逝，享年83岁。乾隆做出眷念老臣的姿势，宽恕了张廷玉的罪行，仍令配享太庙。清代汉大臣配享太庙，仅张廷玉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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