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新乡贤中，有一个群体引人注目。一些官员在城市退休后，选择回归田园。他们中有农业口的技术型官员，也有非农口的领导干部，以各种方式参与推动乡村建设，续写人生篇章。

  退休官员具有“跳出农村看农村”的优势，较高的文化层次、丰富的从政阅历使他们在观察和解决“三农”问题时视野更宽、办法更多。同时，回归田园奉献桑梓，也为退休官员们找到了一条延伸价值、发挥余热、大有可为的新出路，开启了人生第二季。

  “无论官有多大，不论你走多远，不管你挣多少钱，总是要叶落归根的。”2010年，告别政坛后，生在农村、长在农村、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李豆罗，回到江西南昌市进贤县前坊镇西湖李家，带领当地村民建设美丽家乡。

  20多岁离开西湖李家，从乡镇党委书记一直干到南昌市市长，最后又担任南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10年1月，结束最后一场报告，李豆罗当天下午就返回家乡。用他自己的话说：“从农民到市长，走过了40年;从市长到农民，只用了4小时。”

  西湖李家有600多年的历史，很多老房子破败不堪。李豆罗不搞大拆大建，而是请来精通古建的施工队，修旧如旧。400栋房子全都加了马头墙，修了红石门楼，保留了古宅的建筑风格。原本泥泞的村道，铺设了一层红石，甭管天晴下雨，均方便出行。

  数千年的农耕文化是华夏文化之魂。历时3年，李豆罗足迹遍布方圆数百里，收集了3000多件展品，西湖李家的农博馆浓缩了中国农耕文化的精华。

  从犁、谷耙、镰刀、水车等各类农具，到蓑衣、木桶、竹筐等各种用具;从摇篮、花床等各种寝具，到饭蒸、茶壶、水缸等各类饮食用具;从米铺、茶铺、匠铺到碾房、油坊等各类作坊，一应俱全。

  李豆罗说，要让城里人来了有看头，乡下人看了有想头，老年人看了回味无穷，年轻人看了长知识。

  农博馆之外，“农夫草堂”也是西湖李家一道风景线多平方米，上下三层，全由红石建造。草堂建成之后，成了村里的文化艺术中心，不仅收藏了数千册图书，还藏有众多文化名家的书画作品和国际友人的题词。2013年，第四届国际楹联文化艺术节的举办，让西湖李家的“农夫草堂”享誉全国。

  “古村神韵，田园稻香，塘中莲藕，山间鹭翔，农家饭菜，湖边泳场。”为了心目中的西湖李家，李豆罗这位新乡贤还在继续努力着。

  除去李豆罗，在当代，高官返乡创业者也不在少数。开国将军甘祖昌因伤病从新疆军区后勤部长位置上退休，回到家乡江西莲花县务农，一直到1986年去世;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毛致用退休后，回到家乡湖南岳阳西冲村，把一个落后村变为“岳阳第一村”;当过9年海南省副省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陈苏厚退休后务农，使家乡松梅村面貌一新;湖北省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荣礼退休后，在咸宁乡村自费建起优质瓜果科技研究所和试验园……

  得益于古代官员的告老还乡，乡村实现了精英循环的有效流通，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持续不断地带动着乡村的社会文化发展。这些中国最早出现的乡贤，成为千百年来乡土中国稳定和谐的基层管理机制的维系者。

  乡土绅士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具有独特社会地位与多方面社会功能的特殊群体，它不仅影响着国家政权的稳固，而且影响着乡村秩序的安宁;它不仅是官僚的后备军，也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充当着民众的代言人;它不仅是文化教育的占有者，也是文化教育的传播者和输出者。

  一是为地方兴利除害。比如修路办学、抚恤孤老、救济贫穷、维护乡民(家族成员)的利益、制定乡规民约及家法族规等等。乡绅的存在与作为，确实可以使邻里和睦、安居乐业，使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少有所长。甚至可以说，在某一些程度上，乡绅就是当地居民的主心骨。乡民遇有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等大事时，以请到乡绅主持为荣;乡民进行买卖交易时，契约上若有乡绅做“保人”，心里就会踏实;在乡民利益受到威胁时，乡绅还可以组织乡民与匪霸对抗，与官博弈。

  二是调解亲邻纠纷。明清颁布的律例中有在地方乡里设立“申明亭”的规定，国家的法律明文授予“里老”以裁断纠纷的权力：“户婚、田土等小事，许里老于此(申明亭)劝导解纷。”那些在不一样的地区的申明亭中主持“申明教戒”“劝导解纷”的“里老”一职，多是由不拿国家俸禄的乡绅担任。

  三是担任县级以下社会基层组织的负责人。中国封建社会的国家政权只延伸到县一级，县以下的广大乡村地区，都是乡绅活动的舞台，乡绅是乡土社会的权威。

  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顾炎武将这种由乡绅担任的官称为“小官”，西周的乡遂官、秦汉的乡亭官、隋唐的里坊官、明清的保甲官以及各地宗族大户的家长，大致都可以归在顾炎武所言的“小官”之列。小官的产生是自发的，他们没国家的任命，只有乡民的拥戴。

  顾炎武察觉到中国传统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活力在基层社会中，甚至认为，由乡绅担当的小官之职责远比朝廷任命的大官重要，减少朝廷任命的冗官、维护自发产生于乡民意愿的小官是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王朝兴盛的关键。

  乡绅群体，有高于普通民众的文化知识、精神素养，有阅历和视野，有一定人脉，对下层民众生活有深刻了解。既可以将下情上达于官府甚至朝廷，也可以将官方旨意贯彻于民间。他们承担着传承文化、教化民众的责任，参与着地方教育和地方管理，代表着一方风气和文化。

  “文官告老还乡，武将解甲归田”。遍观历代，还乡大有作为者层出不穷。西汉丞相韦贤“以老乞骸骨”，成了历史上第一位告老还乡的丞相;宋代户部尚书沈诜告老还乡后，每遇灾荒之年，就把自家的存米拿出来按平价卖给当地百姓;明朝时期，浙江萧山的魏骥官至吏部尚书，辞官在家居住20余年，筑堤浚湖，解乡民水患之苦;清朝军机大臣、礼部尚书阎敬铭70多岁时称病，四次上疏辞官，回归故里后捐款修建义学，并督办建起当时全国唯一的民间粮仓，被誉“天下第一仓”。

  今天人们所能看到的明清两代有价值的古村落，几乎都是官员告老还乡的杰作。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安徽黄山西递村、宏村就是一代又一代商贾、官宦告老还乡建设家乡的示范作品，它带来乡村文明的整体升华。

  “当代官员退休返乡的数量和规模，和古代不可同日而语。”兰州大学教授张文轩说，是因为社会形态和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我国由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由乡土生活向都市生活转型，很多官员在农村没有了家，有的则因为农村条件落后不愿意返乡。

  张文轩认为，对于叶落归根这一传统，现代人可以而且应当继承发扬。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条件改善，现代人的身体健康情况远胜于古人，很多60多岁的人退休后，仍然身体健壮、思维活跃，对支持家乡发展有饱满的热情。

  清华大学杨燕绥教授认为，退休官员经过了党和国家的培养，尤其是县处级以上干部，在各个岗位上都经过了锻炼，有比较丰富的工作经验。见识决定眼界，这些人对农村未来发展看得较远，鼓励他们还乡干事创业，能够惠及一方百姓。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